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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法十大影响力事例发布会成功举办
2021-03-08 19:38:16 来源: 作者: 【 】 浏览:125次 评论:0
 
中国社会法十大影响力事例发布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725会议室顺利举办。本次发布会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社会法教研中心、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网承办。发布会获得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全力支持。
 
 
 
 
 
 
开幕式
 
    在开幕式上,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兼法学院党委书记、院长王轶教授做开幕致辞。王轶副校长表示,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首次正式提出并且系统阐述习近平法治思想之后举行本次十大影响力事例发布会具有重要意义。“中央印发《法治建设实施纲要》,完善社会领域立法”入选本次社会法十大影响力事例是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具体体现之一。在社会法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社会法已成为当前理论研究推进最迅速、取得成果最显著的法学学科。当前,无论是全球肆虐的新冠疫情,还是人类从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转变,都给社会法提出了许多新挑战与新问题,已经到了社会法学者走上法学研究舞台的中央,展示学术研究才华和能力的时候。致辞最后,王轶副校长对在场社会法学者们长久以来对人大法学院社会法学科的关心与支持表示感谢,并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
 
 
    随后,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社会法教研中心主任林嘉教授做开幕致辞。林嘉教授对本年度社会法领域的大事、要事进行了回顾。林嘉教授结合新冠疫情、国际经贸环境变化、民法典出台、互联网企业蓬勃发展、新就业形态脱颖而出等大背景,系统介绍了本次遴选的十大社会法事例的内容与意义。她强调,在中央提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大背景下,社会法必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期待社会法学者们共同努力,为理论与实践做出积极贡献。
 
 
    本次发布会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丁晓东主持。
 
 
 
 
第一单元:中央印发《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提出完善社会领域立法
 
    第一项发布事例为“中央印发《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提出完善社会领域立法”。《纲要》第三部分“健全社会领域制度规范”指出应“加快建立健全社会领域法律制度,完善多层次多领域社会规范,强化道德规范建设,深入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以良法促进社会建设、保障社会善治”。相比 2015年版《纲要》,2020年版《纲要》添加了社会救助、弱势群体保护的内容,增加了关于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社会法领域的篇幅,彰显了国家未来五年对社会领域法律法规的高度重视。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叶静漪在主旨发言中指出《纲要》的重要意义,认为应从加强社会法体系建设的角度来落实《纲要》。她提出,在新的发展阶段,社会法法治体系建设应当重点关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法治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社会保障法治体系进一步完善、特殊群体的法律保障进一步重视三方面问题。与谈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谢增毅表示,《纲要》凸显了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性,提供了运用法治社会理论来指导社会法研究的视角,有助于我们把握社会法在法治社会建设当中的坐标,为社会法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和指导方向。
 
 
 
 
第二单元:深圳探索特殊工时改革等劳动法新制度
 
    10月,国家发改委正式发布《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首批授权事项清单》。《授权清单》明确深圳将开展特殊工时管理改革试点,允许修订促进和谐劳动关系的相关经济特区法规,扩大特殊工时制度适用行业和工种岗位范围,探索适应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发展需要的特殊工时管理制度。此外,深圳第六届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国内首部地方性健康法规《深圳经济特区健康条例》,提出推行强制休假制度,避免对员工健康造成人体机能过度损耗或者身心健康伤害。深圳劳动法制一系列改革对《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理念与内容带来挑战。
 
    主旨发言人深圳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指出,深圳关于特殊工时改革的探索扩大了特殊工时制度的适用范围,但缺乏具体的约束性规定。特殊工时制度改革不应背离劳动法的立法理念和宗旨,深圳特区下一步的立法重点应当是建立清单制度。此外,他还围绕特殊工时制下的加班工资、劳动合同效力等问题发表观点。与谈人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郑爱青表示工时制度改革应当遵行劳动法的价值和理念,把握底线思维,保障劳动者最基本的休息权,将正常稳定的工作岗位排除在特殊工时制度之外,避免企业滥用特殊工时制度。同时应发挥工会作用,促进工会与用人单位积极有效谈判,保障处于弱势地位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第三单元:十四五规划发布,“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进入倒计时
 
    2020年10月29日,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十四五规划将“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明确写入其中,标志着“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即将到来,延迟退休话题再度引发热议。现阶段,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年龄逐步上升,社会养老保障压力增大,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举措之一。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郑尚元做主旨发言。他提出,退休制度的设计应当考量社会平均寿命,而现行的强行退休制度已不适应社会现实情况,因此应当实行弹性化的退休制度,实行女性和男性同龄退休,并且适当渐进式、分次序延迟退休年龄。与谈人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娄宇从保险基金精算角度对现行退休制度展开分析,指出目前不得不考虑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此外,他提出退休的权利性质主要存在于社会保险法领域,退休的义务性质主要存在于劳动法领域,制度设计中应对退休的权利性质与义务性质分别考量。
 
 
 
 
第四单元:新冠疫情期间社会法积极回应,助力复工复产
 
    2020年初,我国爆发新冠肺炎病毒疫情。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决策部署,切实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各项工作,人社部、民政部、全总、最高法、财政部、卫健委等多机关出台相应的社会法法规、政策、文件以应对新冠肺炎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冲击,其范围包括劳动关系、工资支付、社保缴费、就业促进、社会救助、休息休假等多个方面,有效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实现劳动关系的稳定与人民生活的安定。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教授姜颖在主旨发言中肯定了社会法在应对疫情方面的制度作用,并分析了社会法应对疫情政策的特点及问题。她指出,疫情催生了一系列社会法制度,督促立法者填补现有社会法制度空白的同时为社会法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建峰与谈时指出,疫情期间社会法系列政策虽然灵活及时地回应了此次疫情,但风险应对机制的建设最终还须回归社会法制度的完善。在市场调整和国家干预的关系上,他主张劳动法既要强调劳动者权益保护,也要使企业和市场的意见得到表达。
 
 
 
 
第五单元: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引发算法时代劳动者保护热议
 
    2020年9月8日,一篇题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报道文章于《人物》杂志公众号上发布,迅速刷屏。文章通过半年的调查,以数十位外卖骑手和相关行业人士的经历,展示了数百万外卖骑手在系统算法的驱使下,为了完成订单而奔走搏命的状态。文章描述了骑手违反交通规则、与死神赛跑的现状,指出算法控制下的骑手已逐渐成为高危职业,造成了相当高比例的交通事故,损害自身身心健康的同时严重危害了公共安全。如何运用法律手段规制算法,调整平台与从业人员之间关系成为学界业界热切关注的命题。
 
    主旨发言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黎建飞教授将平台经济中的劳动法问题总结为“六化”,即劳动群体分散化、劳动场所的无界化、劳动组织的消退化、劳动定额的算法化、用人单位的远程化、劳动关系的虚幻化。他提出必须坚守200年来的劳动法成果,在劳动的性质、平台从劳动者获益、劳动者的风险这三个要素不变的情况下,坚守传统经济模式中的各项劳动基准。与谈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研究员王天玉提出平台的权力这一概念,指出权力是要求支配和服从,而非民事关系或者劳动关系当中双方的权利的问题。现有语境下无法认可从业者与平台间的劳动关系不意味着我们不承认平台从业者的弱势地位,也不意味着我们不承认对平台从业者提供社会保护的必要性。社会法学应着重致力于知识生产,为未来奠定发展基础。
 
 
 
 
第六单元:员工自愿放弃年休假,“奋斗者协议”引争议
 
    员工入职时自愿签署“奋斗者协议”,该协议效力如何?现实案例中,“奋斗者协议”内容不一,包括自愿加班,放弃带薪休假,放弃加班费,接受公司淘汰等。“奋斗者协议”性质及效力引发巨大争议。华为员工曾某签订的“奋斗者协议”被判有效一案引发广泛关注与讨论。
 
    主旨发言人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沈同仙指出法院判决中的不足之处,认为员工与用人单位签订的此类协议有效的前提包括劳动者有选择权、劳动者选择真实、劳动者的代价是合理并可执行。此外,她认为工时制度涉及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应当将工作时间限制在一个合理范围内,实现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利益平衡,维护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与谈人深圳大学法学院教授翟玉娟认为,该判决与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导向不符。此外,她谈到奋斗者协议涉及劳动者是否能通过自愿的方式放弃带薪年休假的问题,也涉及到劳动法与民法的关系问题。最高院最新发布的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中将民法典置于法律依据的第一位,这是否意味着在未来会更多地运用民法思维来处理有关案件,有待进一步观察。
 
 
 
 
第七单元:《民法典》颁布,职场性骚扰与职场霸凌受关注
 
    2020年,多起经当事人爆料与媒体报道的职场性骚扰、霸凌事件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探讨。2020年12月18日结案的中国首例以“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为独立案由的女员工告男上司性骚扰胜诉案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2020年5月28日我国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将“人格权”单独成编,第1010条规定企业应该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预防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民法典时代”如何防止和规制职场性骚扰与霸凌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
 
    主旨发言环节,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冯彦君指出该事例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恰恰印证了我们现在正处于权利的时代,呼应了当下反歧视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语境。他认为职场霸凌是职场性骚扰的上位概念,可以包含后者,二者的侵权对象相同,核心皆为精神法益,而以何种权利类型来表征这一精神法益,则需要进一步的关注与研究。与谈环节,天津大学法学院教授田野谈及《民法典》第1010第二款,认为在认定雇主责任时应当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即便雇主尽到了防止性骚扰的义务,也不意味着能够免除雇主承担性骚扰的侵权责任。判断核心在于职场性骚扰行为是否与执行工作任务相关。田野教授建议联合民法、劳动法等多个部门法协同应对与解决上述社会问题。
 
 
 
 
第八单元:《退役军人保障法》通过,强化军人保障工作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组建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构,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退役军人权益的充分保护体现了国家对军人团体的密切关注,对于增强我国国防力量,进而维护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及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利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2020年11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我国第一部关于退役军人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这是我国首次以法律形式推动退役军人保障工作。
 
    主旨发言人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张荣芳表示《退役军人保障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专门规范退役军人保障工作的基础性法律,对退役军人保障以及我国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完善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该法确立了退役军人的保障原则,对移交接收、退役安置、教育培训、就业创业、抚恤优待、褒扬激励等方面的规定进行了完善。但很多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细化,未来应着力构建更加完备的退役军人工作政策制度体系。与谈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范围认为退役军人保障方面的立法是近年社会法领域的重点立法,该法的出台内含我国重要战略目标——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他指出该法仍存在一些争议问题有待研究解决,未来需要着重解决军地协调、央地协调的问题。目前将退役军人多种社保立法都归于一个法律,未来应在体系协调和相关制度衔接方面进一步完善。
 
 
 
 
第九单元:企业“共享员工”创新用工模式
 
    疫情期间,盒马联手云海肴、青年餐厅、蜀大侠、望湘园等餐饮企业开展“员工共享”计划。“共享员工”由盒马鲜生培训上岗,并支付相应劳动报酬。“员工共享”模式打破了劳动力资源不均衡的局面,但同时也造成了一些法律难题。为加强对共享用工的指导和服务,促进共享用工有序开展,进一步发挥共享用工对稳就业的作用,2020年9月30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做好共享用工指导和服务的通知》。《通知》肯定了共享用工作为一种灵活用工形式,在调配人力资源、解决特殊时期用工问题的重要功能。开展共享用工,进行用工余缺调剂合作,对解决用工余缺矛盾、提升人力资源配置效率和稳就业发挥了积极作用。
 
    主旨发言人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赵红梅分析了“共享员工”模式下员工、供给单位、需求单位三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具体介绍了“共享员工”模式运行的程序性问题,以及工会在此模式下应发挥的补充作用。着眼于“共享员工”模式的常态化趋势,赵红梅教授从立法层面提出应通过实体法律对这一创新用工模式加以规制。与谈人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研究员吴文芳指出“共享员工”是多元化用工体系的组成部分,其产生的目的是解决劳动力短缺或短时间内劳动力资源分配失灵的问题。她表示 “共享员工”模式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应当以妥当保护劳动者利益为出发点,厘清“共享员工”模式中的基本法律关系。
 
 
 
 
第十单元:智能化时代老年人等弱势群体“数字鸿沟”问题
 
    智能时代背景下老年人等弱势群体面临电子产品使用障碍,如无法顺利完成预约挂号、电子支付、人脸识别等。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需要,商场、车站、地铁等地需要扫描健康宝、登记行程轨迹等,加剧了弱势群体的“数字困境”。为推动解决老年人在运用智能技术方面遇到的困难,坚持传统服务方式与智能化服务创新并行,为老年人提供更周全、更贴心、更直接的便利化服务,2020年11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方案》聚焦老年人日常生活涉及的出行、就医、消费、文娱、办事等7类高频事项和服务场景,提出做好突发事件应急响应状态下对老年人的服务保障、便利老年人日常交通出行、便利老年人日常消费等多项具体措施。
 
    主旨发言环节,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田思路首先列举了智能社会中出现的大量老年人的“数字歧视”现象,随后具体讲解了《方案》的目标、要求与责任单位。他提出,应依据社会保障权理念解决弱势群体的“数字歧视”问题,弥合“数字鸿沟”应依法进行政策制定和实施,同时完善法律责任、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行政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系统构建,并充分发挥家庭、社区、养老设施相结合的机制。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杨飞提出“数字鸿沟”问题应从当前的政策调整转向法律调整。他谈到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数字鸿沟问题与信息无障碍有密切关系,同时指出我国现行无障碍法律规范的不足,对无障碍权益不同于一般私权的性质与特点予以梳理。
 
 
 
 
总结致辞
 
    在会议总结环节,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王全兴教授从社会法的重要地位更加突出、社会法的变革需求更加强烈、社会法的作用空间更加宽广、社会法的发展方向更加明确、社会法学研究任务更加繁重五个方面对会议进行总结。他认为当前社会法面临的问题背后蕴涵着更多元的立场、利益、观念,随着这些问题不断复杂化,研究难度也不断增大,因此社会法学者应在学术研究中理性思考、脚踏实地。
 
 
 
    2020年度中国社会法十大影响力事例发布会圆满结束!
 
 
 
 
 
附:2020年度中国社会法十大影响力事例评选情况、事例概况及入选理由
 
评选情况
 
    为真实记录中国社会法发展进程,洞悉社会法发展态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社会法教研中心、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网自2018年起开始举办年度社会法十大影响力事例评选活动。评选活动得到了中国社会法学会大力支持。
 
    本年度经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实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和社会公众推荐,社会法十大影响力事件评审委员会初筛,共评选出候选事件22件、候选案例20例。候选事件涵盖各级国家机关发布的社会法领域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政策、法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与本年度发生的引起公众广泛关注与讨论的社会事件;候选案例从司法机关审结、发布的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典型案例中选取。 
 
    2020年12月22日至31日,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网启动网络投票,邀请公众参与2020年度中国社会法十大影响力事例评选。十大影响力事例评审委员会参考投票结果分析、讨论后最终形成2020年度中国社会法十大影响力事例名单。入选事例如下:
 
 
 
事例概况及入选理由
 
事例一:中央印发《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提出完善社会领域立法
 
事例概况
 
    2020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了《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纲要》第三部分“健全社会领域制度规范”指出应“加快建立健全社会领域法律制度,完善多层次多领域社会规范,强化道德规范建设,深入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以良法促进社会建设、保障社会善治”。《纲要》重点强调“完善社会重要领域立法”:完善教育、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食品药品、安全生产、道路交通、扶贫、慈善、社会救助等领域和退役军人、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正当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完善疫情防控相关立法,全面加强公共卫生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健全社会组织、城乡社区、社会工作等方面的法律制度,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律政策体系,加强见义勇为、尊崇英烈、志愿服务、孝老爱亲等方面立法。
 
入选理由
 
    《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是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法治社会建设的首个纲要。相比2015年版《纲要》,2020年版《纲要》添加了社会救助、弱势群体保护的内容,增加了关于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社会法领域的篇幅,彰显了国家未来五年对社会领域法律法规的密切关注,反映了国家通过法治手段强化社会治理的愿景。《纲要》强调了法治社会建设应关注的重点事项,为法治社会建设的全面和顺利推进提供了行动纲领和行为指引,对于实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远景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事例二:深圳探索特殊工时改革等劳动法新制度
 
事例概况
 
    2020年10月18日上午,国家发改委正式发布《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首批授权事项清单》。《授权清单》明确深圳将开展特殊工时管理改革试点,允许修订促进和谐劳动关系的相关经济特区法规,扩大特殊工时制度适用行业和工种岗位范围,探索适应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发展需要的特殊工时管理制度。广东省司法厅在《关于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第20200848号提案答复的函》(粤司函〔2020〕535号)中有如下答复:“指导深圳市用足用好特区立法权,指导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请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作变通规定或调整适用事宜。”此外,深圳市第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国内首部地方性健康法规《深圳经济特区健康条例》,提出推行强制休假制度,要求用人单位合理配置人力资源、安排员工作息时间,对脑力和体力劳动负荷较重的员工,实行轮休制度,避免对员工健康造成人体机能过度损耗或者身心健康伤害。深圳劳动法制一系列改革对《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理念与内容带来挑战。
 
入选理由
 
    新技术革命对传统工时制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背景下,如何探索适当的劳动法制度,平衡企业利益与劳动者合法权益,实现劳动者权利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成为一项新的议题。深圳经济特区对劳动法制改革的探索很可能会突破现行劳动法规定。如何探索既符合现行劳动法规定、遵循劳动法基本价值,又适应当下社会经济环境的改革措施已成为各界讨论的重要话题。
 
 
事例三:十四五规划发布,“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进入倒计时
 
事例概况
 
    2020年10月29日,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十四五规划将“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明确写入其中,标志着“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即将落地。延迟退休话题再度引发热议。
 
    现阶段,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年龄逐步上升,社会养老保障压力增大,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举措之一。据相关政策解释,实施延迟退休改革遵循“小步慢走、弹性实施、强化激励”原则,以减少社会震动,争取更多支持。延迟退休政策是我国社会保障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应当在完善养老保险制度的进程中稳步落地实施。
 
入选理由
 
    我国目前实行的退休年龄制度始于1951年2月23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该制度历经近七十年的社会发展,一直沿用至今。在当前人均寿命大幅延长、人口老龄化趋势显著增强的社会背景下,我国退休年龄相对较低的问题逐渐显露出来。从世界范围来看,为应对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延迟退休年龄已成为各国普遍采纳的改革举措。我国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对劳动力资源的需求,具备必要性和适时性。同时应当注意的是,延迟退休是一项事关亿万劳动者生活、工作、养老的重大政策改革,在推行过程中面临诸多问题。如何兼顾多方利益、减少改革阻力、减少社会震动、争取更多支持,是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时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事例四:新冠疫情期间社会法积极回应,助力复工复产
 
事例概况
 
    2020年初,我国爆发新冠肺炎病毒疫情。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决策部署,切实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各项工作,人社部、民政部、全总、最高法、财政部、卫健委等多家机关出台相应的社会法法规、政策、文件以应对新冠肺炎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冲击,其范围包括劳动关系、工资支付、社保缴费、就业促进、社会救助、休息休假等多个方面,有效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实现劳动关系的稳定与人民生活的安定。文件汇总如下:
 
 
 
入选理由
 
    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影响,我国社会面临新情况新问题。如部分行业企业生产经营压力加大,劳动者面临待岗、失业、收入减少等风险,贫困人员生活困难,疫区劳动者遭受就业歧视等。多部门出台的社会法领域政策、文件以应对新冠肺炎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冲击,从而保障企业顺利复工复产、稳定劳动关系、促进劳动者就业、防止就业歧视、保障低收入者基本生活、维护抗疫医护人员权益等。这一系列文件的出台,全方位构建了疫情期间特殊的社会法制度,彰显了社会法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积极应对,为解决特殊时期社会问题提供了指导。
 
事例五:“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引算法时代劳动者保护热议
 
事例概况
 
    2020年9月8日,《人物》杂志发布一篇题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报道文章,迅速刷屏。文章通过半年的调查,以数十位外卖骑手和相关行业人士的经历,展示了数百万外卖骑手在系统算法的驱使下,为了完成订单而奔走搏命的状态。文章描述了外卖骑手违反交通规则、与死神赛跑的现状,指出算法的控制使得外卖骑手已逐渐成为高危职业,造成了相当高比例的交通事故,损害外卖骑手身心健康的同时严重危害了公共安全。
 
入选理由
 
    《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将公众视线聚焦于互联网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身上,引发了大众对于算法系统控制下的外卖骑手工作困境的广泛关注。据统计,截止2017年,我国参与平台共享经济服务提供者有7000万人,2019年,我国的外卖从业人员已突破700万人。平台从业者和平台之间与传统劳动关系的不同引发了人们对于平台与其从业人员之间法律关系的思考。平台经济具有从业者自主性较强、平台用工计件工资制、平台与从业者之间按比例分成、平台通过顾客评价完成对从业者的监管、入职门槛低与退出自由等特点。外卖骑手受算法支配的困境正是基于平台和从业者社会关系特点所产生的。如何运用法律手段规制算法,调整平台与从业人员之间关系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事例六:员工自愿放弃年假,“奋斗者协议”引争议
 
事例概况
 
    近日,多家企业被传让员工入职时自愿签署“奋斗者协议”,内容包括自愿加班,放弃带薪休假,放弃加班费,接受公司淘汰等。“奋斗者协议”性质及效力引发巨大争议。华为员工曾某签订的“奋斗者协议”被判有效,引起广泛关注。
 
    案例:曾某于2012年11月19日入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担任产品经理。曾某在2017年3月30日曾手写了一份成为奋斗者协议书,内容为:“……为了获得分享公司长期发展收益的机会,……自愿放弃享受部分福利待遇,……自愿放弃在公司工作期间的带薪年休假和带薪年休假工资……,即使从公司离职,我无权也不会要求公司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曾某在2016年至2018年期间未休年休假。后曾某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发生纠纷,曾某离职后向仲裁委提起仲裁请求,请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5月28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49674元。仲裁委驳回了曾某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曾某在其个人书写的奋斗者承诺书中承诺自愿放弃在职期间的带薪年休假和带薪年休假工资,属于其个人自愿放弃年休假和年休假工资的情形,被告华为公司可只支付其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二审法院认为,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10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但是职工因本人原因且书面提出不休年休假的,用人单位可以只支付其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享受带薪年休假虽然是劳动者的权利,但并非强制性、不允许当事人协商变更的规定。根据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协商,经劳动者书面提出不休年休假的,用人单位可以只支付其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曾某在书面的《成为奋斗者承诺书》中承诺“自愿放弃在公司工作期间的带薪年休假”,并无证据证明该承诺书是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之情形下出具,故可以认定承诺书是曾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华为公司只需支付其正常期间的工资收入,一审的处理并无不当。
 
入选理由
 
    许多人对“奋斗者协议”有效的判决表示担忧,恐该判决在社会上形成负面示范效应,破坏就业秩序、损害劳动者权益。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劳资双方针对劳动者法定权益作出特殊处分的协议效力如何,员工能否放弃部分法定劳动权利以换取在用人单位获得年终奖、配股, 分红、升迁、调薪等方面的优惠条件。再者,劳动者的“自愿”意思表示能否成为判断协议有效的依据,劳动关系如何适用民法意思自治原则。上述问题引发各界热烈讨论。
 
 
 
事例七:《民法典》颁布,职场性骚扰与职场霸凌受关注
 
事例概况
 
    2020年,多起经当事人爆料与媒体报道的职场性骚扰、霸凌事件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探讨。2020年12月18日结案的中国首例以“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为独立案由胜诉的女员工告男上司性骚扰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2020年9月10日,《工人日报》发表文章《职场霸凌咋界定?这个空白该填上了》;2020年9月11日,《劳动午报》发表文章《向职场霸凌说“不”须补齐法律短板》;2020年10月,《法治日报》发表的文章《职场霸凌行为该如何界定》。
 
    2020年5月28日我国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将“人格权”单独成编,足见我国对于公民人格权保护的重视。同时,《民法典》第1010条还规定企业应该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预防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民法典时代”如何防止和规制职场性骚扰与霸凌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
 
入选理由
 
    近年来,随着社会法治理念的普及和公众权利意识的增强,职场性骚扰、霸凌问题引起了社会普遍关注。相当多的职场霸凌与性骚扰事件发生在具有职权从属关系的上下级之间,多数劳动者迫于生存和求职压力,往往在受到侵害后忍气吞声。此类事件成为受害劳动者的“职场梦魇”,每每曝出都刺痛着整个社会的神经。职场性骚扰与霸凌问题正严重威胁着劳动者的人格权和劳动权,且尚未得到切实有效杜绝,因而有必要在制度层面完善对各类职场霸凌和性骚扰行为规制。伴随着《民法典》的出台,公民的人格权益愈发受到重视。我国应围绕《民法典》有关规定,进一步细化职场性骚扰、霸凌的具体情形并完善相应处罚规则,在全社会构建起对这类职场侵权行为的“联防联控”机制,最大限度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有效防止职场性骚扰与霸凌行为的发生。
 
事例八:《退役军人保障法》通过,强化军人保障工作
 
事例概况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组建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构,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退役军人权益的充分保护体现了国家对军人团体的密切关注,对于增强我国国防力量,进而维护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及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利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2020年11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我国第一部关于退役军人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这是我国首次以法律形式推动退役军人保障工作。
 
    《退役军人保障法》具体规定了退役军人的移交接收、退役安置、教育培训、就业创业、抚恤优待、褒奖激励、服务管理等诸多事项。要求加强退役军人保障工作信息化建设,实现有关部门之间信息共享,明确提出退役安置、教育培训、抚恤优待资金主要由中央财政负担,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并对分类保障工作加以细化。鼓励军人退役前,由所在部队进行教育培训,提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能力。同时,规定退役军人服现役年限为工龄,与退役后所在单位工作年限累计计算,服现役年限与入伍前、退役后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缴费年限依法合并计算,并通过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提升对退役军人的服务水平。
 
入选理由
 
    《退役军人保障法》作为保障退役军人基本权利并为现役军人提供稳定可靠的安全预期的基本法,备受社会瞩目。《退役军人保障法》出台适应了新时代的发展要求,跟上了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的步伐,较好地完成了退役军人工作法治建设的任务,其规定的一系列措施对于促进退役军人更加顺利地融入社会,强化退役军人权利保障、增进退役军人福祉、维护社会和谐安定具有重要意义。
 
 
事例九:企业“共享员工”创新用工模式
 
事例概况
 
    疫情期间,盒马联手云海肴、青年餐厅、蜀大侠、望湘园等餐饮企业开展“员工共享”计划。“共享员工”由盒马鲜生培训上岗,并支付相应劳动报酬。“员工共享”模式打破了劳动力资源不均衡的局面,但同时也造成了一些法律难题。
 
    张某为某餐饮公司服务员,双方签订有劳动合同。2020年春节期间,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餐饮公司停止营业,多名员工滞留当地。此时,某电商公司业务量持续增长,人员紧缺。电商公司遂与餐饮公司签订“共享用工协议”,约定张某自2020年2月3日至5月4日借用到电商公司从事拣货员岗位工作。张某同意临时到电商公司工作,并经该公司培训后上岗。然而,餐饮公司于3月20日依法宣告破产,并通知张某双方劳动合同终止,同时告知电商公司将无法履行共享用工协议。电商公司仍安排张某工作并支付工资。4月16日,张某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确认与电商公司自2020年2月3日至4月16日存在劳动关系。
 
    本案中,餐饮公司与电商公司签订并履行了“共享用工协议”,张某同意被借用到电商公司工作。电商公司明知餐饮公司宣告破产,双方共享协议无法履行,仍然安排张某从事业务工作,对其进行劳动管理并发放劳动报酬,符合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经调解,电商公司认可与张某自2020年3月20日起存在劳动关系,双方签订了2020年3月20日至2021年3月19日的劳动合同。此后张某撤回了仲裁申请。
 
    为加强对共享用工的指导和服务,促进共享用工有序开展,进一步发挥共享用工对稳就业的作用,2020年9月30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做好共享用工指导和服务的通知》。《通知》明确各级人社部门应加强对共享用工的就业服务、指导开展共享用工的企业及时签订合作协议、指导企业充分尊重劳动者的意愿和知情权、指导企业依法变更劳动合同、维护好劳动者在共享用工期间的合法权益、保障企业用工和劳动者工作的自主权、妥善处理劳动争议及查处违法行为等工作任务。
 
入选理由
 
    共享用工作为一种灵活用工形式,在调配人力资源、解决特殊时期用工问题具有重要功能。开展共享用工,进行用工余缺调剂合作,对解决用工余缺矛盾、提升人力资源配置效率和稳就业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共享用工”在调剂数量、可退回情形、工伤责任划分、休息休假、劳动报酬标准和补偿办法等方面还存在制度盲点。共享用工的企业应签订合作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防范开展共享用工中的矛盾风险。对以共享用工名义违法开展劳务派遣和规避劳务派遣有关规定的,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劳动者在企业停工停产等特殊情况下,自主选择为其他企业提供劳动,不属于“共享用工”,应根据相关法律和政策认定是否建立“双重劳动关系”。
 
 
 
事例十:智能化时代老年人等弱势群体“数字鸿沟”问题
 
事例概况
 
    智能时代背景下老年人等弱势群体面临电子产品使用障碍,如无法顺利完成预约挂号、电子支付、人脸识别等。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需要,商场、车站、地铁等地需要扫描健康宝、登记行程轨迹等,加剧了弱势群体的“数字困境”。
 
    为推动解决老年人在运用智能技术方面遇到的困难,坚持传统服务方式与智能化服务创新并行,为老年人提供更周全、更贴心、更直接的便利化服务,2020年11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方案》聚焦老年人日常生活涉及的出行、就医、消费、文娱、办事等7类高频事项和服务场景,提出做好突发事件应急响应状态下对老年人的服务保障、便利老年人日常交通出行、便利老年人日常消费等多项具体措施。
 
    配合《方案》实施,让老年人更好共享信息化发展成果,北京市经信局会同北京市民政局、北京市卫健委等部门开展了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便利化出行试点。该试点主要针对公园、商超、医院等老年人日常出行涉及的高频场所,利用老年人手中的“北京通-养老助残卡”并配合相关场所安装的新设备,通过开发或升级现有智能终端,增加了养老助残卡的读取功能,老年人刷卡就能实现测量体温、来访登记、健康状态查询“三合一”,省去手机查询健康码、手动测温等环节,以解决老年人出行不便问题。
 
入选理由
 
    《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持续推动充分兼顾老年人需要的智慧社会建设,坚持传统服务方式与智能化服务创新并行,切实解决老年人在运用智能技术方面遇到的困难,彰显了智能化时代充分保障“数字弱势群体”权益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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