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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工平台和企业用工模式合规研究
2020-11-13 15:39:00 来源: 作者: 【 】 浏览:613次 评论:0
 
提高劳动力使用效率就是灵活用工,但是灵活用工并不能适用所有的公司,所以需要知道如何灵活用工才不会被判定为“未签订劳动合同”,主要是从人身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等来判断,例如不可对劳动者进行考勤、工作过程管理,只能对工作任务结果进行规定与约定,工资应按任务结算,15天之内发放一次等。本期,我们探讨四个问题:
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攻略
今天我们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挑4个常见问题给大家解答一下
 
  划重点:参保条件?
 
  A: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的城乡居民(在校学生除外),可以按照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由个人缴纳养老保险费。
 
  缴费基数及比例?
 
  A:如下表2018年缴费明细:
 
  灵活就业人员自愿选择缴费档次?多缴多得?怎样办理关系接续?
 
  A:在用人单位参加过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可在灵活就业地或户籍所在地社保经办机构参保缴费并按规定接续养老保险关系。
 
  B:灵活就业人员同一时间段不得同时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已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后,其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由原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予以封存,灵活就业人员到达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法定退休年龄时,按照《人社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的通知》(人社部发[2014]17号)规定办理。
 
  在哪里办理?
 
  A:灵活就业人员在户口所在地的县、区级社保经办机构办理参保缴费,按年缴纳养老保险费。灵活就业人员累计缴费时间满15年,即可领取养老金。
【问】灵活就业人员如何申请社保?
 
  【答】灵活就业人员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必须按规定进行就业登记、以个体身份参加社会保险,按规定缴费基数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享受社会保险补贴的灵活就业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规定缴费基数是:基本养老按上一年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100%作为缴费基数;基本医疗按上一年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作为缴费基数。
 
  灵活就业人员必须按时缴纳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两项社保费后,每季度末(25日前)持本人身份证、户口薄、《再就业优惠证》或《失业证》、就业登记证明及社保缴费凭证,残疾人员还需持《残疾人证》,到所在社区劳动保障工作站提出申请,具实申报缴费月数和补贴月数。
 
二、 对零工经济有效征税的探讨
零工经济不是一种全新的经济现象,中国自古就存在各类零工以及分布于城乡相对固定的零工劳务交易市场,但零工经济作为一种经济模式开始受到较多关注仅是最近几年的事。受地域、时间、信息传递渠道的限制,传统的零工行为只以蓝领阶层和体力劳动者临时工作的形态出现,且局限于本地范围内。随着互联网和新兴科技的高速发展,点对点在线平台(peer-to-peeronline platforms,以下简称“在线平台”)通过开发创新的匹配算法,使用数字技术在非常分散的水平上同时跟踪服务需求和劳动力供应,实现有效匹配。在线匹配不仅突破了原有零工模式的地域限制,也为有一技之长的群体提供了发挥自身优势、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在线平台从事基于项目或任务的工作,零工工作(gig work)作为一种新的用工方式在全世界流行开来。
 
  美国2009年首次将基于零工工作而形成的经济模式定义为零工经济,并指出这是一种依托在线平台、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以服务项目为基础、进而实现供需双方高效即时匹配的经济模式。零工经济通常与有时限、由个人交付的服务相关(如送货、家政服务或咨询顾问服务),但很多情况下资产和服务也会一起提供(如司机驾车服务和汽车资产租赁一起提供)。劳动者根据自身的资源、技能乃至兴趣爱好,更好地满足了碎片化、个性化、即时性的劳动服务需求,不仅大大提高了劳动服务自由度,而且深刻改变了传统的雇佣模式和劳动力市场。
 
  从税收角度看,零工经济的发展意味着新的税源在旧有的经济体系里酝酿成长。一方面,新兴经济业态创新发展的势头很猛,并不断消融部分传统行业,从税收角度加以引导和规范势在必行;另一方面,税收领域对零工经济缺乏足够的关注、研究和主动介入,现行税制体系落后于经济业态的发展需求,税收征管面临无据可依的困境。特别是本文重点关注的零工就业者,相对于在线平台而言,在税法适用上不够明确,管理制度上比较模糊,优化路径尚不清晰,长此以往可能造成国家财政收入的持续流失,同时也对线下其他行业的发展造成了不公平。因此,构建与零工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税收政策和税收征管体系迫在眉睫。
 
  一、我国零工经济税收征管现状及困境
 
  (一)现状
 
  现阶段在线平台数量众多,零工就业群体庞大,加上平台交易的碎片化、虚拟化特征,使得税务机关缺乏对个人收入的有效监控。同时,由于用工模式的特殊性,劳动力与平台关系的模糊性,目前税企各方对零工就业者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缺乏统一认识,各地税务机关在实际执行中也不完全一致。税收不确定性为在线平台的运营带来隐性风险,部分在线平台基于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和税收法律法规的外在压力,在各地税务机关的支持下,开始对零工就业者的缴税方式进行探索;以零工就业者为主要对象提供综合服务的专业平台也应运而生,帮助在线平台解决灵活用工存在的合规风险,倒逼税务机关提出相应的征税解决方案以增强确定性。实践中,税务机关的解决方案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1.视同劳务采用劳务外包的征管模式。在线平台出于人力资源成本控制的考虑,可能会规避社会保险费缴纳等强制性规定,未与零工就业者签订雇佣合同,而通常以劳务外包方式,采用属地化管理,由派遣公司对其收入按照工资薪金或劳务报酬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2.视同临时生产经营委托平台代征。平台为零工就业者提供综合服务,向接受服务的企业收取服务费,按规定全额开具增值税发票,为零工就业者按照临时生产经营支付其经营所得并代征税款。税务部门与平台签订委托代征协议,将服务对象视为未取得营业执照而从事临时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委托其对服务对象的收入按月或按次代征增值税,并按照1.2%的征收率计算代征个人所得税。由于涉及的人数过多(个别平台达到千万级别),超过税务委托代征系统的承载能力,平台将采用“明细计算、留存备查、汇总申报”的方式代征税款。
 
  3.推动零工就业者向个体工商户转化。平台为使用零工的企业提供人力资源服务,通过打通市场监管、税务等政府部门的数据接口,与地方政府共同合作等方式,简化个体工商户办理流程,个人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提交材料、快速获得电子营业执照。将零工就业者转化为个体工商户的方式,可以享受国家相关免征增值税的优惠政策,并按照生产经营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二)现实困境
 
  1.从零工就业者角度分析
 
  (1)零工就业者的身份问题比较模糊。目前从劳动法层面看,零工就业者与平台之间的劳动关系不明确。如果认定平台与零工就业者的关系为雇佣和被雇佣的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就应该履行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义务,如社会保险费的缴纳、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等;现实中平台大多极力规避构成这种情形。如果认定平台与就业者的关系为劳务关系,平台只需按照双方约定的劳务合同执行,但这又与部分行业工作具有持续性、稳定性的实际情况不符。我国现行《劳动法》大致上使用全有或全无的方式认定劳动关系,零工就业者要么是被雇佣人员,要么是临时劳务提供者,亦或是固定的业务分包商(个人独资企业),每一种认定将面临完全不同的税收征收方式和政策适用。行为界定的模糊性带来了税收政策适用上的困难。
 
  (2)零工就业者纳税意识薄弱。一直以来,我国沿用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制度,使得公民整体的纳税意识相对较弱。对许多零工就业者而言,仅通过简单的登记注册后即开始提供服务,平台很少对参与者进行相关纳税义务、纳税方式的宣传,税务部门目前的宣传渠道也很难有效触及这部分群体。部分零工就业者最初可能将自己的活动视为一种爱好,而非一项业务,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活动可能会增加,或者零工就业者会以此为生计,但其并不完全了解自己的纳税义务。
 
  2.从在线平台的角度分析
 
  平台在零工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枢纽作用——发布信息、收集信息、撮合交易等。如果税务部门能有效利用平台的资源和技术,税收征管即可事半功倍。但据调查发现,基于自身发展的诉求不同,平台对征税行为的态度形成了消极应对、主动作为等不同情形。
 
  消极应对主要基于以下考量:一是平台面临的零工就业者人数众多,合作方式各异,仅以平台一方之力去判断业务实质、建立征纳关系需要消耗相当大的人力物力;二是对同行业竞争者有“类博弈”的心理,许多零工就业者往往在多个平台同时任职,如果平台有税收上的要求,可能会削弱平台的竞争力。
 
  一些平台愿意在征税上主动作为,但在实施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将所有类型零工就业者的个人所得税都按照临时生产经营的行为进行界定是否合理。毕竟部分零工就业者事实上与平台建立了长期的合同关系,合同的条款是排他性、长期性的,这类行为不应属于临时经营的范畴。二是在线平台是否存在扣缴个人所得税的义务。平台与零工就业者的合作模式不完全一致,如果提供服务的零工就业者为个人独资企业,则应由个人独资企业自行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如果零工就业者为自然人,则应“以支付所得的单位和个人为扣缴义务人”,但对于支付方是平台还是第三方支付渠道,意见不一。
 
  3.从税务部门的角度分析
 
  (1)纳税主体难以确定。零工就业者接入在线平台仅需简单的注册,交易完成后即可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合作完成线上支付。若平台允许使用昵称进行注册,未与作为自然人唯一纳税识别号的身份证号码等进行关联,则会使得零工经济中的部分主体处于税收监管的盲区。加上部分零工就业者存在多平台注册行为,对其真实身份的认定和年度综合收入的汇算就更是难上加难。
 
  (2)课税对象信息获取困难。基于现有税收法律法规,虽然税务部门可以从位于其管辖范围内的在线平台获取信息,但这些信息数量巨大,远远超出税务部门的处理能力。同时,从隐私保护的角度,税务部门对平台数据的调查和抽取是否属于合理范围内,是否会引起第三方的隐私保护纠纷,目前尚无定论。
 
  (3)政策界定尚不明确。对零工就业者增值税起征点的判断是按次还是按月,是否可以短期的按次,长期的(如在平台持续提供服务超过1个月)就按月征收?零工服务提供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给纳税期限的判定造成较多困扰。此外,相当多零工就业者并没有类似“五险一金”的社会保险,其提供服务的成本费用难以有效计量。如提供企业LOGO设计服务的设计师,其电脑、软件购买、电费等成本如何实现有效分摊,无论是作为自然人或个体工商户,实际收益的界定都存在相当困难。
 
  (4)地方税源无序流动。在平台经济模式蓬勃发展的趋势下,在线平台强大的集聚能力使其成为各地政府吸引税源的必争之地。若平台将零工就业者全面视为个体经营者,使得个体经营者的注册地址完全脱离实际经营地,可能会引起税源的无序流动,并在地方政府之间形成财政返还和简化监管等博弈,造成国家税收收入的流失,对正常的税收征管秩序产生冲击。
 
  4.从国际税收角度分析
 
  鉴于零工经济对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重要性,各国均在鼓励新的商业模式和避免扭曲特定部门竞争之间进行权衡,伴随着在线平台的国际化运行,国际税收协调的需求将会愈发迫切。
 
  零工经济面临的国际税收征管困局,相当程度上类似于数字经济带来的税收挑战——物理存在的缺失、居住地对价值创造的贡献度降低、来源地更加多样化等,对居住地和来源地税收管辖权构成严峻挑战,也对双边税收协定中普遍采用的国际税收协调模式造成了适用上的困难。各国在税收制度及执行上的差异,也使跨境运营的在线平台在登记注册、尽职调查、申报扣缴等方面面临多头管理、多重规则适用的困难,导致合规及运营成本大幅上升。
 
  信息的充分掌握是零工经济有效征管的基础,目前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税收信息交换主要源于双边税收协定、多边税收公约、统一报告标准(CRS)等,但上述信息交换条款要么针对高净值个人,要么针对跨国企业利用各国税制差异进行的税收筹划努力,对涉及面广、交易频繁、单笔金额较小的零工经济信息采集和自动交换尚未普遍重视。
 
  二、对零工经济有效征税的国际经验借鉴
 
  (一)致力于个体遵从意识和能力的提升
 
  为使零工就业者意识到自身的纳税义务、提升自我申报的能力,美国国内收入局(IRS)在官方网站上设立了专门的“零工经济税收中心”(GigEconomy Tax Center)栏目,宣传解读零工经济的涉税问题,告知从事零工工作也负有纳税义务,并针对零工就业者和数字平台两类征税对象,就申报纳税的程序和政策分别进行详细说明,以帮助其正确计算税款和填写申报表。英国税务和海关总署(HMRC)针对“在线提供服务获取收入”(Income from selling services online)设立了专门的网页,辅以咨询热线,对个人提供线上申报纳税指导,并通过一系列活动促进零工就业者的税法遵从。
 
  (二)致力于与平台的协同治理
 
  税务部门可充分依托平台以获取零工就业者的收入信息并协助申报扣缴。各国税务部门通常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从平台获取数据信息。一类是与在线平台签订自愿提供数据协议的方式,平台提供有关零工就业者的信息,直接扣缴通过该平台提供服务的税费。如丹麦政府已与公寓短租预定平台“爱彼迎”(Airbnb)就交换丹麦租金收入信息达成协议。另一类是通过立法的方式强制要求在线平台向其提供辖区内所有零工就业者且为居民个人的信息。如法国政府要求数字平台从2020年起(即所属期为2019年以后的收入)向税务机关通报法国用户收到的收入。
 
  鉴于个人平台卖家数量庞大,且单笔交易金额较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税收征管论坛(FTA)建议通过在线平台进行税款扣缴,并采用实时扣缴的方式,加强源头治理,以解决不申报或虚假申报等问题,降低税务机关的征管成本。美国国内收入局要求在线平台必须满足信息报告和预扣税的备案和存放要求,对零工就业者进行正确分类(区分独立承包人还是雇员),协助零工就业者履行其纳税义务。对属于雇员的零工就业者,平台负有代扣代缴税款的义务。
 
  (三)致力于第三方信息的共享
 
  通过与第三方信息共享,有助于加强税收风险分析及监控。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建立广泛的涉税信息共享网络,以此作为税源控管和税收风险管理的基础。美国通过使用统一的税号将自然人纳税人的家庭结构、收支情况、财产状况等信息调查清楚,同时与金融机构、海关、企业等构建良好的信息网络环境,使得自然人纳税人的信息被完整、详细地记录,并处于严格的监控环境下。澳大利亚则对第三方向税务局报送涉税信息的义务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其报告主体包含银行、海关、房管局、雇主及第三方平台,并对不履行报告义务的第三方机构规定了警告、罚款等形式的处罚。据此,个人能够选择直接在个人所得税申报表中预填信息,包括直接从雇主、银行获得的工资、利息等数据。
 
  (四)致力于国际税收协调与合作
 
  为解决零工经济条件下信息共享和平台合规成本上升的问题,FTA建议各国税务机构协调立场,与大型在线平台谈判协调,确立平台对个人信息收集标准化的内容、格式。鉴于各国对个人隐私保护的状况不同,立足信息报送的最低标准,既可确保税务部门掌握足够的信息,又可避免给平台带来过重的负担或其他司法风险。
 
  三、对我国零工经济有效征税的对策建议
 
  对于零工经济税收征管体系的构建,应充分把握我国零工经济发展的特点,立足税收征管现状,借鉴各国税收征管的探索经验,秉持包容鼓励、循序渐进的原则,有创新性地嵌进融入,逐步在税收政策、税收征管、纳税服务、风险管理、国际合作等方面形成新的运行机制,为新业态的发展保驾护航、留足空间。
 
  (一)以降低税负为导向界定政策适用
 
  明确政策适用是征管机制建立的基础。首先要对政策设计的导向和基石予以明确:一是建议税制设计以降低税负为导向。零工就业者获取的劳动报酬总体较低,不排除部分领域内少数人收入很高的情况,但工作不可靠、收入不稳定、无法享受社会保险等风险在零工经济领域普遍存在,因此在税制设计中应尽量减轻其税收负担。二是建议明确在线平台和零工就业者的关系。在我国现行劳动法体系下,零工就业者低约束、无社会保险,将平台与零工就业者双方界定为劳务合作更为恰当。由此对零工就业者的经济行为作涉税判断,主要涉及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
 
  1.增值税
 
  针对零工就业者接单式运行模式,现行政策适用有两点需要明确。一是纳税周期是按次还是按期。现行政策规定,以是否办理税务登记或者临时税务登记作为划分的标准,即有税务登记的都是按期纳税,依法没有办理税务登记的,一般按次纳税(特殊情形下也可以按期纳税)。二是关于增值税免税政策的适用。对于按次纳税,现行政策规定每次销售额未达500元的可免征增值税,但对“次”的界定并不明确,实践中较多采用了一天为一次的标准;对于按期纳税,月销售额未超过10万元(按季纳税的小规模纳税人为季度销售额未超过30万元)的,可免征增值税。若按月计算,两种方式在免税额度上存在较大差异。
 
  因此,建议加强与各主流平台的合作,对设计、研发、咨询等收入较高、有发票开具需求的零工就业者,引导其办理个体工商户税务登记,以按期纳税、便于发票开具;对外卖骑送、修理修配、知识分享等一般无需发票,且数量巨大、就业状态不稳定的经营行为,尽管零工就业者未办理税务登记,但从征税成本和支持培育税源考虑,建议仍采用按期纳税方式,使其可以享受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不超过10万元免征增值税的税收优惠。
 
  2.个人所得税
 
  由于零工就业者的成本费用较难划分和列举,属于不能正确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情形,因此从低税负设计、简化征管的需求出发,对收入较高、有发票开具需求的零工就业者,建议引导其办理税务登记,使其成为个体工商户后采取核定征收方式征收个人所得税,对其他零工就业者,建议免除税务登记,适用临时生产、经营的个人所得税政策。
 
  虽然部分零工就业者基于兴趣爱好开展的业务需要自备工具、自负盈亏,收入存在不稳定性,符合临时经营的内涵,也有部分就业者以零工为职业,业务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似乎不太符合临时经营的标准,但笔者仍然认为普遍适用临时经营的个人所得税政策是有效的。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一是在线平台与零工就业者之间基本不存在雇佣关系,所得收入无法适用于工资薪金所得;二是在线交易具有一定的隐蔽特征,税务部门很难判断零工工作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三是对临时提供的服务若按劳务报酬征税,适用20%的比例税率并有加成,税负过高。虽然劳务报酬所得可在次年计入综合所得进行汇算,但对低收入者,当年预缴的税款仍会对其造成资金上的负担,对收入畸高者,则面临边际税率过高、需要大额补税的问题,不利于税收遵从度的提升和税款的征收。
 
  (二)以平台为依托构建协同治理机制
 
  社会治理模式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构建多方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也成为零工经济治理的必然选择。
 
  1.基础信息的收集:有效的身份识别
 
  自然人纳税人识别号是自然人办理各类涉税事项的唯一代码标识。建议以此为基础,强制平台建立以居民身份证为核心的身份识别登记机制。具体来说,平台可以在个人注册登记时要求提供纳税人的身份证号码、提供服务的类别、银行账号、支付宝账号等信息,使零工经济发生的每一笔交易能够自动与唯一的纳税人识别号相关联。
 
  2.交易信息的收集:充分的信息共享
 
  平台的发展需要政府提供身份、信用等数据作为实现供需匹配、加强交易安全和信用保障、完善平台治理等不可或缺的支撑,税务部门对海量数据的整合处理需要平台的协助。由于多头管理、跨部门协同障碍以及对数据安全的担忧,政府与平台之间的双向数据共享始终不太畅通。笔者认为,税务部门应与各大平台建立信息交换机制,收集零工就业者的交易记录、收入情况,以便于后续的整合与分析。
 
  (三)以简化便捷为核心搭建税收征管机制
 
  征管机制的搭建应体现包容性,适应互联网时代零工经济税收征管的新形势、新思维和新方法,应以开放的视野、创新的思维,为新兴业态的发展保驾护航。
 
  1.简化登记程序
 
  目前,个体工商户需要相应的生产经营场所作为注册地址,而生产经营场所非零工就业者所必需,因此,将零工就业者向个体工商户转化需要突破现有税收征管模式,允许零工就业者以虚拟的网络经营场所申报成为个体工商户,并简化个体工商户的注册登记程序,全程网上办理,减少遵从障碍。
 
  2.采用委托代征
 
  从美国国内收入局2016年公布的税收缺口分析发现,当收入需要进行纳税信息申报时,纳税人的遵从度较高,而当需要预扣税款时,纳税人的遵从度更高。以平台作为扣缴义务人,对零工交易进行统一扣缴将是当前条件下降低税收征收成本、提升遵从度的可能选择。可借鉴集贸市场的税收征管模式,由税务部门与平台协商签订委托代征协议,以支付委托代征手续费的方式提升平台参与热情。平台可利用后台数据分析,对零工交易涉及的税费进行扣缴。
 
  3.简化申报程序
 
  鉴于零工就业者收入来源日益多元化且个性化问题突出,采用现场人工办理方式既不存在可能性也缺乏效率。对于选择自行申报的零工就业者,目前的个人所得税APP,实现了包括纳税申报、专项附加扣除填报、缴纳与退税等事项电子化,全面降低了自然人在纳税申报上的遵从成本。为进一步简化申报,税务机关可在身份识别的基础上,通过后台的大数据和云计算对每一个纳税人识别号所取得的收入数据进行采集、汇总,自动填列至个人所得税APP,准确计算出纳税人年底应补缴或退税的税额。个人可以根据预填数据在线进行年度汇算,以减轻遵从成本,从技术上提升“互联网+”时代下纳税人的遵从度。
 
  (四)以强化遵从为基础构建宣传辅导机制
 
  1.依托主流平台进行针对性宣传
 
  目前税务部门的宣传有一定覆盖面但缺乏针对性,鉴于零工平台的业务领域相对细分的现实,如出行、外卖、生活服务、医疗服务等,建议依托主流平台,通过平台与就业者间的电子信息交换渠道,对行业税收政策及纳税流程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推送,以强化零工就业者的纳税意识,减少自行纳税申报的障碍。
 
  2.依托智能手段进行分类咨询
 
  随着个人所得税综合与分类相结合征收模式的实施,自然人纳税申报需要税务部门提供专业的引导和帮助。面对数量庞大的零工就业者群体,原有的12366纳税服务热线人工坐席已不能适应咨询量迅速扩大的需求,税务咨询服务应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充分发展智能咨询的作用,以无力负担税务中介费用群体为目标群体,围绕税收基础知识以及税收政策的涉税风险点进行咨询引导。对涉及业务较为复杂的零工就业者所需的税收咨询,应以其向涉税专业机构购买服务的方式解决。对涉及纳税人的普遍问题加以总结并公布针对性的操作指引,及时公布税收新政策的权威解读和适用细则,可以形成宣传咨询的良性循环。
 
  (五)以深化合作为方向构建国际协同机制
 
  我国是平台经济大国,国内零工就业者众多,也有大量非居民通过跨境平台从事零工工作。因此,我们既要有主动推进的意识和担当,积极参与应对零工经济发展的规则制定,又要从国情出发,选择有效的路径和方式开展零工经济国际税收合作。建议立足于完善现有多边情报交换机制和征管互助机制,将零工经济的相关跨国交易信息纳入情报交换的范围,着力构建同时适用于境内及跨境平台的信息报送和尽职调查机制,以降低制度性遵从成本;并将零工经济相关税收征管需求融入数字经济课税的研究中,借助数字经济税收征管的完善一并解决。
三、基于数字化平台的零工经济税收管理
在传统经济中,打零工是一种常见的经济活动,但并未形成规模,也不是税收管理的重点。近年来,靠打零工或兼职增加收入甚至以此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越来越多,与互联网平台和数字经济结合后又衍生出多种新的经济业态,零工经济(Gig Economy)已然成为国内媒体广泛关注的经济和社会现象。实际上,早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建立在数字化平台上的零工经济就已经开始在全球流行,但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源管理和劳动者权益保障等方面。直到201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了题为《共享和零工经济:对平台卖家进行有效征税》(The Sharing and Gig Economy : Effective Taxation of Platform Sellers,以下简称《有效征税报告》)的报告;2020年7月,OECD公布了《平台运营商对共享和零工经济中卖家进行报告的规则范本》(The Model Rules for Reporting by Platform Operators with respect to Sellers in the Sharing and Gig Economy,以下简称《规则范本》)和《行为准则:税务当局与共享/零工经济平台之间的合作》(Code of Conduct : Co-operation between Tax Administrations and Sharing and Gig Economy Platforms,以下简称《行为准则》),表明零工经济和共享经济作为数字经济的组成部分,开始成为新的国际税收热点。
 
  一、什么是零工经济
 
  尽管OECD把零工经济和共享经济放在一起研究,但两者的范围并不相同。零工经济是指个人在闲暇时间通过提供劳务(或专业技能)以获得收入的经济活动,共享经济则是指个人临时出让财产使用权以获得收入的经济活动;前者提供的是“劳务”,后者提供的是“财产使用权”。当然,某些情况下两者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卖方(Seller)有时候可能同时提供个人劳务和财产使用权,比如网约车平台上的顺风车司机,同时向乘客提供驾驶服务和私家车使用权。因此,本文所说的零工经济,也包含了一些共享经济的形态。
 
  零工经济成为一种新的经济现象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一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年轻人比他们的前辈更向往自由、灵活和创新,不愿意过朝九晚五、按部就班的生活,新经济业态的蓬勃发展为青年人择业提供了更多选择,“斜杠青年”“U盘化生存”是这种择业观的最佳写照。二是经济下行趋势叠加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使越来越多的人或者凭借专业技能、或者牺牲闲暇时间,通过第二职业补贴家用,甚至依靠打零工维持生活。三是各类数字化平台繁荣兴盛,与传统经济中通过发小广告、口口相传、社区网络传播相比,极大地减少了劳动力供求双方的匹配成本。在以上几个因素中,数字化平台对零工经济发展壮大具有关键作用,其方便、快捷、低廉的特性吸引越来越多的线下零工向线上迁移。
 
  对零工经济的规模,目前还没有完整准确的统计。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测算,2007年至2016年,以灵活就业为主要特征的“新就业”年均增长7.2%,是同期全国就业增长率的22倍,2016年我国“新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已经达到10.1%。2020年5月“全国两会”闭幕后,李克强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指出,现在我国的新业态大概有1亿人就业,零工经济有2亿人就业。另据研究报告预测,2025年全球各种在线人才平台将创造7200万个就业岗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2%。2017年一项调查显示,零工经济每年为美国经济贡献约1.4万亿美元,美国从事零工经济的人口已占总劳动人口的35%左右,2027年这一比例预计将超过50%。在丹麦,2015年大约有17%的人口使用共享或零工经济服务,有将近4%的人口提供此类服务。
 
  按照与数字化平台关系的远近,可将我国零工经济分为四种运营模式:第一种是完全在线下进行。比如很多家政公司,仍然依靠传统的朋友介绍或张贴、发放小广告等方式招揽客户,雇主和钟点工在线下商签合同,成交后家政公司向供求双方收取佣金或中介费,雇主直接向钟点工支付报酬。规模较大的家政公司可能拥有自己的网站,但只发布公司概况、员工简介、营业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商业活动仍然在实体店进行。第二种是主要在线下进行。供求双方在数字化平台上留下供给或需求项目、价格信息、联系方式等,一方在数字化平台上找到合意的信息后,通过另一方在平台上预留的联系方式商谈业务,成交后在线下提供劳务、完成交易。这类数字化平台大多处于市场拓展阶段,一般不收取中介费,但要求需求方说明“是在某某网站看到的信息”,相当于把中介收入转化为广告费用。第三种是提供特定服务的数字化平台。如经营外卖送餐、网约车等的数字化平台,有意提供相应个人劳务的人员在平台上注册,需求方在平台上下单,数字化平台自动匹配供求;服务在线下完成后,需求方在数字化平台上支付报酬,平台从报酬中抽取佣金。第四种是综合性数字化平台。供方在平台上注册、缴纳保证金、技术服务费,自行提供、展示各类与劳务有关的信息,需求方搜索相关信息并与卖家联系,确定购买服务后将价款支付给平台,服务完成后平台将价款划转给供方,并按一定比率收取服务费。本文主要研究后两种运营模式,即完全在线上进行的零工经济。
 
  二、税收管理面临的机遇和风险
 
  蓬勃发展的线上零工经济给税收征管带来了新的机遇。第一,零工经济能够带来新的税收收入。随着兼职、打零工成为一种普遍的灵活就业方式,不仅新增就业人员自身可以带来税收收入,而且通过为其他行业提供辅助支撑、促进相关行业发展,也可以扩大传统税源。第二,数字化平台促进零工经济集聚,可以减少税收管理的难度。传统经济中,打零工不成规模,纳税人人员分散、时间不定、流动性强,税务机关很难掌握纳税人的情况。数字经济背景下,资讯发达、成本低廉、方便快捷的数字化平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供需方入驻,一些租乘服务、外卖送餐企业建立了自己的网络服务平台,为加强零工经济税收管理提供了条件。第三,线上支付减少了现金交易,使税收监管有迹可循。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进步使电子支付的手段更加丰富,越来越多的用户开始使用第三方提供的互联网支付、手机移动支付。相比传统经济中的现金交易,电子支付不仅能够真实记录应税交易的金额,更有利于后续的税务评估、审计和检查。如果供求双方通过互联网平台展示信息、搜寻目标、实现匹配、完成交易,提供劳务的全过程都将留下网络痕迹。
 
  在带来机遇的同时,规模迅速扩张的零工经济也会增加税收监管的风险。在传统经济中,零工活动游离于正规经济之外,难以进行有效的税收征管。数字化背景之下,零工经济数量更多、范围更大、成本更低,进一步加大了税收管理的难度。其中的税收风险具体表现为:第一,纳税遵从的风险。大量灵活就业人员可能不按税法规定申报纳税。这有可能是部分灵活就业人员故意逃避纳税义务,也有可能是欠缺纳税知识,想遵从税法却没有能力遵从。第二,化整为零的风险。发达的数字化平台使企业不仅能够共享资产,而且能够共享员工。这就会产生一种新的经营业态——企业可以只保留核心经营资产和管理团队,同时根据行业和自身景气程度决定是否租用外部设备、雇佣临时人员,从而实现经营规模很大而资产(人员)规模很小。为了减轻税负,还可以进一步切分功能和布局,从一般纳税人转变为小规模纳税人,从规模以上企业转变为小型微利企业,尽享税收红利。第三,增加抵扣的风险。例如,企业向内部员工支付的工资薪金不能作为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如果企业使用外部零工提供相同的劳务,其支付的劳务报酬可以作为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从而在不增加支出的情况下减少了应纳增值税税款。由于上述情况产生的不公平税收待遇,可能诱使越来越多的传统经济形态转向零工经济。如果不能对零工经济进行有效监管,维护公平的税收环境,最终可能对国家税收收入、经济秩序、社会管理产生消极影响。
 
  三、OECD应对零工经济的多边税收新规则
 
  2017年,OECD成立了一个项目工作组,开始研究协作经济(Collaborative Economy)的税收管理问题。2019年,OECD发布了《有效征税报告》,提出了三种促进数字化平台卖家纳税遵从的选择:一是促进数字化平台卖家自行申报;二是推进立法,要求数字化平台向税务机关报告信息或者代收税款;三是推动实施多边自动情报交换,共享数字化平台和卖家的涉税信息。同时,为推动国际合作、最大限度减轻数字化平台和卖家的遵从负担,OECD提出了三项建议:一是制定规范平台、卖家和税务机关的《行为准则》;二是继续深入研究共享和零工经济税收风险的规模、不遵从行为的实质,以及促进遵从的政策选择;三是为方便国际情报交换、减少数字化平台负担,开发数字化平台报告信息的标准化模版。
 
  沿着2019年《有效征税报告》规划的路径,2020年7月OECD发布了《规则范本》。《规则范本》的目标是建立高质量、标准化、多边的数字化平台信息报告新规则,主要从三个维度构建数字化平台的报告义务:
 
  第一个维度,确定了需要报告的交易范围。目前《规则范本》中需要报告的交易主要包括出租不动产(Rental of Immovable Property)和提供个人劳务(Personal Service)并获得报酬两类活动,其中前者属于共享经济,后者属于零工经济,随着数字经济新业态的发展,未来不排除再增加新的类别。就零工经济而言,平台需要报告的“个人劳务”范围很宽,既包括适合线上提供的劳务,如家教、IT服务、数据录入、撰写文稿等,也包括只能在线下提供的劳务,如交通运输、快递派送、家务劳动、园艺绿化、房屋装修等;既包括单个卖家或单个实体撮合的多个人员(如网约车)提供的劳务,也包括多个卖家共同或同时向一个买家提供的服务(比如一个买家把一张数据表拆分为几个部分后请多个卖家同时处理),还包括一个卖家对多个买家提供的服务(如在线语言教学)。对混合销售(同时销售商品、提供劳务)行为,《规则范本》在注释中也区分不同情形明确了报告的规则。
 
  第二个维度,界定了具有报告义务的数字化平台运营者和需要报告的卖家(Reportable Seller)。《规则范本》中的数字化平台是指可供用户接入并允许卖家向用户(Users)提供服务的各类软件,包括网站、互联网或移动应用,但不包括只提供支付功能的付款处理器、排列或展示相关服务的分类广告板、向其他网站转移用户的线上聚合器(Online Aggregators)。数字化平台运营者是与卖家签订合同,允许其使用全部或部分平台功能的实体。通过签订合同,数字化平台运营者能够获得卖家的姓名、地址甚至交易等信息,并根据《规则范本》要求卖家提供其他相关信息。如果数字化平台运营者是报告国的税收居民,或者虽然不构成报告国的税收居民,但依照该国法律设立或者在该国拥有管理场所,就需要向该国履行报告义务;如果数字化平台的卖家上一年度的总报酬额不超过100万欧元,或者整个运营模式不允许卖家从报酬中获取利润,或者没有需要报告的卖家,则无须报告。在数字化平台上提供服务的活跃卖家,如果是报告国的居民,或者其出租的不动产位于报告国,或者其取得的报酬与位于报告国的出租不动产的相关劳务有关联,则构成需要报告的卖家。但是,如果卖家是一个每年在该平台提供超过2000件不动产出租服务的实体,或者是一个政府机构,或者是一家上市公司,则因构成“排除在外的卖家”(Excluded Seller)而无须报告。
 
  第三个维度,明确了尽职报告相关信息的规则。数字化平台运营者需要按照以下程序完成尽职调查:(1)根据其自行掌握的或者公开的信息确定“排除在外的卖家”;(2)收集卖家信息,包括个人卖家(Individual Seller)的姓名、常住地址、纳税识别号和出生年月,以及实体卖家(Entity)的名称、常住地址、纳税识别号和工商登记号;(3)校验卖家信息以确保其可靠性;(4)确定卖家的居住管辖地;(5)收集出租的不动产信息;(6)数字化平台运营者应在每年12月31日之前自行或委托第三方完成上述尽职调查。完成尽职调查之后,数字化平台运营者还需要在次年1月31日之前向辖区税务机关提交报告,报告的内容既包括数字化平台运营者自身的名称、办公注册地址、纳税识别号等信息,还包括提供服务和出租不动产的卖家信息。
 
  此外,《规则范本》还要求执行规则的参与方采取适当措施,确保数字化平台的尽职调查、校验等义务得到有效执行,包括:当卖家不提供相关信息时,要求数字化平台运营者禁止卖家向用户提供劳务或者暂扣给卖家支付的报酬;数字化平台运营者应当保存其采取的尽职调查、信息报告措施记录至少5年以上,并确保辖区税务机关能够获得这些记录;参与方应制定行政措施以确保平台履行尽职调查和信息报告要求;当发生不遵从行为时,比如数字化平台运营者拒绝提供税务机关要求的信息,能够对其给予罚款或其他处罚;等等。
 
  在发布《规则范本》的同时,OECD还公布了《行为准则》,以作为《规则范本》的补充。《行为准则》既包括《规则范本》中已有的一些规定,比如每年向税务机关报告数字化平台卖家的有关信息;也包括《规则范本》中没有的一些要求,比如数字化平台运营者应当制定帮助卖家履行纳税义务的策略文件,在卖家初次注册时以及注册后定期提示其履行纳税义务,税务机关应当在相关网站或其他应用上提供纳税标准、税收豁免、费用扣除、记录保存以及报告要求等信息。
 
  四、几点启示
 
  我国零工经济仍处于快速发展过程之中,从运营模式看,既有完全在线下运营的传统打零工,也有在线上运营的数字化零工经济新业态。为避免税收流失和税基侵蚀风险,应立足我国实际,参考OECD有关新规则,对主要在线下运行的零工活动仍沿用传统方式征管,同时以夯实数字化平台信息报告义务为切入点,重点规范线上零工经济税收管理。在此基础之上,适时与其他国家开展税收情报交换,加强跨境线上零工经济管理。
 
  (一)完善数字化平台报送纳税信息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以下简称《电子商务法》)规定,电子商务平台(以下简称“电商平台”)经营者应当依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向税务部门报送电商平台内经营者的身份信息和与纳税有关的信息。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由于《电子商务法》对电商平台经营者报送信息仅限于原则性规定,税收法律法规中还没有具体的规定,对电商平台是否有义务向税务机关定期批量报告平台内经营者相关信息存在争议。
 
  从OECD的观点看,《规则范本》要求电商平台经营者报送信息的范围很宽,不仅包括电商平台卖家的信息,还包括电商平台自身的信息;不仅有卖家名称、常住住址、纳税识别号等一般信息,还有不动产坐落地、不动产登记号码、金融账户识别码,以及卖家收入总额、销售数量等特殊信息,而且这些信息都要求按年度定期报告。我国的税收实践与《规则范本》规则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
 
  数字化平台向税务机关定期报告平台内经营者的纳税信息,对加强零工经济税收管理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未来我国与其他国家开展国际情报交换、加强跨境零工经济税收征管合作的基础。为此,有必要借鉴《规则范本》有关规定,进一步完善我国电商平台报送纳税信息的规定。
 
  (二)明确数字化平台税收协助的法定义务
 
  除了定期向税务机关报送电商平台内经营者的纳税信息,平台运营者还可以从多个方面协助税务机关,帮助平台内经营者遵从纳税义务。具体包括:利用平台依法进行纳税宣传,向平台内经营者提示申报纳税义务,协助税务机关开展纳税辅导,帮助平台内经营者正确理解税法,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扣缴或代征税款,特殊情况下协助税务机关执行税收处理决定,等等。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有关电商平台税收协助义务的规定很少,不够系统全面。比如,《电子商务法》仅规定,电商平台经营者应当提示不需要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的电子商务经营者办理税务登记。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税务检查时,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其他当事人与纳税或者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有关的情况,有关单位和个人有义务向税务机关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及证明材料,但这种情况只适用于税务检查。除此之外,现行法律法规中没有专门规定电商平台税收协助义务的条款。在协助征收税款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只规定支付所得的人或购买方有扣缴义务,如果税务机关要求电商平台扣缴税款,则缺少相应的法律依据。
 
  为充分发挥电商平台集聚灵活就业人员的优势,避免线上零工经济成为税收监管的灰色地带,应通过法律法规尽快明确数字化平台的税收协助义务。
 
  (三)统一传统经济与线上零工经济的税收待遇
 
  如前所述,传统经济中的零工经济规模较小,即使税收监管不到位也并不引人注目。数字经济背景下,线上零工经济规模扩大、社会影响面宽,如果税收征管不到位,很容易引发社会关注,并导致不公平竞争,侵蚀传统经济税基。
 
  规范线上零工经济的税收管理,对线上线下各类经济业态实行基本相同的税收征管程序,可以有效防范上述问题。但是,现行税收征管法律制度植根于传统经济模式,在应对线上零工经济新业态方面存在明显不足。比如,《税收征收管理法》中的诸多条款只适用于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不能适应以个人提供劳务为主要特征的零工经济。又如,《电子商务法》规定,对个人利用自己的技能从事依法无须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活动和零星小额交易活动,虽然不需要办理市场主体登记,但在首次纳税义务发生后应办理税务登记并如实申报纳税。而根据《税务登记管理办法》,除非注册为个体工商户,个人不需要办理税务登记。这样,在操作层面对从事零工经济的个人如何办理税务登记,就缺少可以适用的法律规范。
 
  为适应线上零工经济的管理需要,有必要从登记申报、日常管理、检查评估、处罚纠错等各个方面对现行税收征管法律制度体系进行完善,逐步将个人网上提供劳务纳入规范的税收管理轨道。
 
  (四)运用信息通信技术创新税收管理
 
  无论是要求电商平台运营者向税务机关报告纳税人涉税信息,还是从人力资源、市场监管、金融机构、物流快递等单位获取第三方信息,税务机关收到纳税信息与应税行为发生之间都存在一定时滞,信息的可靠性、有用性也有待审核校验。此外,要求第三方报告信息,还会增加电商平台运营商和第三方机构的工作负担。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一种新的促进税务机关和第三方合作的模式正在兴起。在这种模式下,税务机关把软件模块或者信息需求提供给第三方平台或者软件开发商,把相关软件或需求植入纳税人日常使用的自然系统(Natural Systems),如会计、支付、交易等系统。纳税人在处理日常业务时,相关信息同时被传递给税务机关。这些信息可被用于加强税收管理,也可以被用来优化纳税服务。目前,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新加坡等国已经开始运用这一模式加强税收征管。
 
  随着越来越多的零工经济向线上迁移,5G网络和云存储等现代信息通信技术日益成熟,这种新型管理模式的成本越来越低、可操作性越来越强,我国可以考虑适时引入。当然,前提条件是立法机关通过法律,授权税务机关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取纳税人相关信息,并能够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纳税人信息安全。
四、灵活用工到底能不能解决企业社保和个税负担问题
近两年很流行所谓的灵活用工,很多企业纷纷将员工剥离出去希望以此规避社保的压力,那么灵活用工究竟能不能解决社保负担呢?
 
  什么是灵活用工?
 
  这个概念最初来源于境外,现在国内被使用的场景却非常混乱,如何理解这个灵活?我重点想说说两种灵活:一种是以雇佣关系灵活为代表的劳务派遣,另一种是以服务形式灵活为代表的劳务外包。
 
  同员工发放工资相比,这两种灵活用工的特点很明显,如下表所示,可以从三个角度区分三者:
 
 
 
  劳务派遣的风险与问题
 
  劳务派遣最主要的问题有三个:
 
  1、劳务派遣不能被滥用,按照国家政策规定,用工单位只能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使用被派遣劳动者;而且使用的被派遣劳动者数量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的10%。
 
  2、企业切不可同劳务派遣机构合作虚构派遣员工,虚开增值税发票,偷逃税款。
 
  3、劳务派遣不能解决社保问题,企业虽然将员工剥离给劳务派遣公司,但劳务派遣公司仍需要按照城镇职工社保标准给员工缴纳社保,并将该部分成本加到服务费中去。
 
  劳务外包的风险与问题
 
  劳务外包最大的问题是两个:
 
  1、不同于劳务派遣和人力资源外包的清晰界定,劳务外包始终在业务上非常含糊,比如企业将零星工程外包给建筑劳务公司这当然没有问题,因为工程的工作范围、成果、标准都较为清晰,网约车司机服务外包给劳务外包平台公司也没有问题,每一单业务都简单而清楚,而现在的劳务外包公司将外包范围无限扩大,所有的岗位和工种都可以外包,这就带来了劳务外包的滥用,如果无法清晰界定劳务的工作范围、成果和衡量标准,可能存在虚开发票的风险;
 
  2、劳务外包平台公司将劳务从企业接过来,其实是再次外包给个人,最终个人向外包平台公司开具发票,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里个人应按照劳务报酬还是经营所得缴纳个税呢?按照目前个税的规定,如果是自然人不设立个体户,也不办理临时营业执照,会被认定为劳务报酬,按照20%——40%预扣个税,这将使得整个链条无法操作。实务中平台公司要么同当地政府谈判强行将自然人提供服务认定为经营所得并享受当地的经营所得核定征收政策,这会引发个税风险,要么将自然人升级为个体工商户,但又会造成近交易成本的增加。
 
  总结:企业在尝试灵活用工时一定要权衡不同方案的利弊,尤其是劳务派遣和劳务外包的风险,避免因为所谓筹划带来新的风险。
 
  【问】灵活就业人员能享受哪些社保优惠政策?
 
  【答】
 
  (1)持《再就业优惠证》人员的社保优惠政策
 
  持《再就业优惠证》人员从事灵活就业并向当地劳动保障部门办理就业备案手续并参加社会保险的,可申领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市直现行补贴标准为175.03元。灵活就业的范围为:
 
  1)从事社区公共管理的治安巡防员、社区管理员、出租屋管理员、卫生及计生协管员、社区劳动保障协管员;
 
  2)从事社区居民服务的车辆保管、保洁保绿、家居设施维护、家政服务等临时性就业人员;
 
  3)从事家庭手工业、工艺作坊,经营小摊档,到农村承包种养业人员;
 
  4)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务服务的临时工、季节工、承包工、小时工、派遣工等;对已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灵活就业人员,其社会保险补贴办法按企业(单位)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补贴办法执行。
 
  (2)持《失业人员证》人员的社保优惠政策
 
  对持《失业人员证》从事灵活就业的人员,申报就业并参加社会保险的,“4050”人员按照其当年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数额的30%,其他下岗失业人员按照其当年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数额的15%给予社会保险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
 
  “4050”人员给予其实际缴费额的60%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补贴,非“4050”人员给予其实际缴费额的30%的养老保险补贴。对享受社会保险补贴政策三年期满或四年期满仍未实现稳定就业的灵活就业人员,可一次性延长社会保险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1年。
 
  就业困难人员”范围包括:“4050”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符合条件的残疾失业人员、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员、失去土地等原因难以实现就业的人员、县以上(含县级)劳动模范、军人配偶、烈属、单亲抚养未成年人者以及连续失业1年以上的其他人员。
五、法院以这几个标准判断,用工筹划平台要注意
目前灵活用工平台借由个体户或灵活用工的形式,向当前的社保体系发起了“挑战”,诚然,社保成本相对是比较高的,企业压力比较大,但是这种用工方式在某种场景中所涉及的发票是不是虚开是关键,还有地区财政分配协调,以及注册登记管理方面的配套,创新有好的一面,脱离实际的创新只是一个借口。小编并不是不支持创新,而是说创新不是一个借口。大家都感觉有问题,但是只是法规不健全,但最终到法院这儿,基本上都逃不掉。比如你相像一下,海底捞的员工,原来是员工,是雇佣关系,现在假设一下,有成千上万的个体户(注册在云南大理假设)在全国各地海底捞工作提供服务,而且是一个公司总包再分包的方式,此时某位同志受伤了,是谁要负责呢?社保谁管呢?尽管很多人不想交社保及公积金。好吧,支持创新,但应持之有度,有事实。
 
  赤峰亿家帮办同城服务有限公司等与北京市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其他二审行政判决书
 
  发布日期:2019-09-03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2019)京01行终830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赤峰亿家帮办同城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赤峰市新城区八家组团金钰大都会二期1-4-04012。
 
  法定代表人 于利,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 李坡,北京广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 北京市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政府街3号。
 
  法定代表人 赵海英,局长。
 
  委托代理人 岳辉,北京市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 镡春鑫,北京市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
 
  一审第三人 张丙福,男,1992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南宫市。
 
  上诉人赤峰亿家帮办同城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家公司)因诉被上诉人北京市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昌平人社局)作出的京昌人社工伤认(2210T037253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4行初27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9年7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亿家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坡,被上诉人昌平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岳辉、镡春鑫到庭参加了诉讼。一审第三人张丙福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不影响本案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如下事实:2018年11月30日,张丙福向昌平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随附工伤认定申请表、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及企业信息查询单、《聘用协议书》复印件、医院诊断证明资料、工资单和交通事故认定书复印件、《证明》等11份材料。张丙福在工伤认定申请表中陈述,其系亿家公司职工,为美团骑手。2018年7月28日10时30分在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医院诊断结果为左髌骨骨折。根据《聘用协议书》的记载,2018年3月26日,张丙福与亿家公司签订书面聘用协议,约定合同期限从2018年3月26日至2019年3月26日止,同时约定了劳动报酬的发放、双方的权利义务、合同关系的确立和解除等事项。根据《证明》记载,张丙福于2018年3月26日起一直在亿家公司工作,担任骑手职务,其月工资为8000元,2018年7月28日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未上班工作,向亿家公司请假90日,根据亿家公司的规定,扣发/停发期间工资共计24000元。该份《证明》加盖有亿家公司的公章。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记载,2018年7月28日10时30分,张丙福于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龙德广场停车场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对方负全部责任。根据医院入院记录等诊断证明材料,张丙福于2018年7月28日14时20分入院,系因入院前4小时前骑电动车时不慎被他人倒车撞倒所致,经诊断确诊结果为“车祸伤、左髌骨骨折、多处皮肤擦伤”。昌平人社局经审查,认为张丙福的申请符合工伤认定的受理条件,于张丙福申请当日受理其申请,并立即开展调查工作。2018年11月30日,昌平人社局对亿家公司作出《限期举证通知书》(京昌人社工伤调查〔2018〕第58号),并于2018年12月5日向亿家公司邮寄送达。亿家公司收到该份通知书后,于2018年12月15日向昌平人社局通过邮寄方式提交了该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身份证明、《情况说明》等材料。亿家公司在该份《情况说明》中称,张丙福与亿家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并非该公司雇佣的正式工作人员,该公司没有为其投保工伤保险,该公司在北京天通苑社区开展业务,是受美团公司指派在此临时开展送餐业务。2018年12月25日,昌平人社局对张丙福和案外人王某进行了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王某与张丙福在笔录中均陈述张丙福于2018年7月28日上午10时许发生交通事故受伤,该时段为张丙福上班送餐时间。2019年1月2日,昌平人社局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认为张丙福所受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并于同日向亿家公司送达被诉认定工伤决定。2019年1月8日,昌平人社局向张丙福直接送达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亿家公司对该认定工伤决定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撤销被诉工伤认定决定。
 
  一审法院另查明,亿家公司登记的住所地为赤峰市新城区八家组团金钰大都会二期1-4-04012,经营范围为代卖、代送、代购、代接、代缴、有偿帮助服务、餐饮配送服务等。
 
  一审法院再查明,2018年11月28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松山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编号:2018001号),该通知书载明,张丙福于2018年11月28日向该局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材料收悉,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工伤保险条例实施办法》的通知(内政发〔2014〕65号)第十三条“注册登记地和生产经营地不在同一统筹地区的用人单位职工,已参加工伤保险的,向参保地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未参加工伤保险的,向发生工伤生产经营地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规定,该单位决定不予受理张丙福的工伤认定申请。
 
  2019年5月31日,一审法院作出判决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因此昌平人社局作为昌平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认定申请,具有审查并作出认定的职责。
 
  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其一,昌平人社局是否有权受理张丙福的工伤认定申请;其二,昌平人社局是否具有劳动关系确认权及昌平人社局认定亿家公司和张丙福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三,张丙福所受事故伤害是否符合认定工伤的条件。
 
  对于争议焦点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人社部发〔2016〕29号)第七条第三款规定:“职工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后,在参保地进行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并按照参保地的规定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未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应当在生产经营地进行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并按照生产经营地的规定依法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本案中,亿家公司的登记注册地虽未在北京市昌平区,但在其《情况说明》中陈述称,其公司是受美团公司指派在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社区开展临时性送餐业务。庭审中,亿家公司虽对上述事实予以否认,但并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对亿家公司的主张不予认可,对昌平人社局认定亿家公司在北京市昌平区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结论予以采信。根据松山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可知,亿家公司没有为张丙福投保工伤保险。亿家公司在其《情况说明》中亦承认没有为张丙福投保工伤保险。综上可知,在亿家公司没有为张丙福投保工伤保险的情况下,作为亿家公司生产经营地的工伤行政主管部门,昌平人社局有权受理张丙福的工伤认定申请并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
 
  对于争议焦点二,职工与所在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系劳动行政主管部门认定工伤的前提条件。《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是否具有劳动关系确认权请示的答复》中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条和《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认定受到伤害的职工与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职权。”因此,本案中,昌平人社局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认定张丙福与亿家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职权。在认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具有劳动关系时,可考虑下列因素:(1)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2)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3)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工作的组成部分。就本案而言。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提交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张丙福提供了与亿家公司签订的《聘用协议书》,亿家公司在庭审中对该份协议的真实性认可。张丙福和亿家公司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从该协议书的内容看,协议的有效期为一年,有约定劳动报酬的发放、双方的权利义务(包括张丙福要遵守该公司的所有规章制度,必须按照该公司内部管理制度工作,如有违反会受到相应的处罚)、合同关系的确立和解除等事项。张丙福所提交的加盖有亿家公司公章的《证明》中亦对张丙福的工资等事项予以明确。另,张丙福所提交的工资单亦盖有亿家公司的公章。该工资单虽为复印件,亿家公司在庭审中不认可其真实性,但亿家公司并未提供反驳的证据,且该工资单能够与在案的其他证据相互佐证,证明亿家公司向张丙福支付劳动报酬的事实。同时,张丙福提供的劳动系亿家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综上,昌平人社局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亿家公司否认其与张丙福存在劳动关系,但并未提交相关的证据,对其主张一审法院不予认可。
 
  对于争议焦点三,《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本案中,在案的医疗诊断证明材料、交通事故认定书、案外人王某的询问笔录及亿家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等在案材料相互印证,能够证明2018年7月28日10时30分许,张丙福确在送餐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亿家公司虽主张张丙福所受伤害不应认定为工伤,但并未在行政程序及诉讼程序中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昌平人社局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认定张丙福所受事故伤害属于工伤,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昌平人社局收到张丙福的认定工伤申请后,依法及时受理,审查张丙福提交的证据材料,开展调查工作,制作调查笔录,对张丙福的申请进行全面审查,并制作、送达了被诉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
 
  综上所述,昌平人社局作出的被诉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亿家公司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了亿家公司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亿家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本院,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撤销被诉认定工伤决定,其上诉理由略为:1.上诉人的注册地和经营地在赤峰,被上诉人没有管辖权,在作出工伤认定的过程中也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的公司经营地在昌平,松山人社局不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并不代表昌平人社局有管辖权。2.被上诉人无权直接认定张丙福与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当由法院或者劳动仲裁委员会依法认定。3上诉人不认可张丙福向被上诉人提供的工资单,仅凭张丙福与上诉人之间的聘用协议认定二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证据不足。亿家公司为美团公司招聘骑手并不代表张丙福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骑手遵守的是美团公司的制度,且可以自主选择是否接单,在劳动关系存在争议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没有直接认定劳动关系的职权。
 
  被上诉人昌平人社局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其答辩理由略为:1.亿家公司的注册地在赤峰市,在北京市昌平区生产经营。亿家公司未在赤峰市及北京市给其职工张丙福参加工伤保险,松山人社局不予受理张丙福的工伤认定申请。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北京市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规定》第三条以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七条第三款的规定,上诉人具有管理昌平辖区内工伤保险工作的职责。2.在调查取证期间,亿家公司向被上诉人提交的情况说明载明“我公司没有为其投保工伤保险,我公司在北京天通苑社区开展业务”,故上诉人的生产经营地在昌平,被上诉人亦具有张丙福工伤认定的管辖权。3.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第十二条的规定,在认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具有劳动关系时,考量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适用劳动者,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工作的组成部分,故认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是否具有劳动关系应依据合同的具体内容而非合同的名称。
 
  一审第三人张丙福在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
 
  在法定举证期限内,被上诉人昌平人社局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工伤认定申请材料清单》;2.《工伤认定申请材料接收凭证》(存根),证据1、2证明昌平人社局接收申请人张丙福的工伤认定申请材料份数及时间。3.《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及送达手续;4.《立案调查审批表》;5.《限期举证通知书》及送达手续;6.调查笔录;7.被诉认定工伤决定送达手续,证据3-7证明昌平人社局按照规定,已经严格履行了案件受理、立案、调查、作出工伤决定和送达等手续,完全符合法定程序。8.《工伤认定申请表》;9.委托手续;10.工伤认定申请所需其他信息;11.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及企业信息查询单;12.《聘用协议书》复印件;13.受伤职工身份证复印件;14.诊断证明及住院病历复印件;15.证明材料及证明人身份证复印件;16.交通事故认定书复印件;17.《证明》;18.工资单复印件;19.《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编号:2018001号);20.承诺书,证据8-20系申请人张丙福提交,可以证明张丙福是亿家公司职工,在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美团站工作,担任美团骑手。在2018年7月28日10时30分许,张丙福在送餐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后被单位同事李某超送到清华长庚医院治疗,于2018年7月28日到2018年8月6日住院治疗,医院的诊断结果为:左髌骨骨折。21.快递单及快递记录,证明昌平人社局接收单位举证材料时间。22.授权委托书;23.营业执照复印件;2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25.《情况说明》,证据22-25不能证明张丙福与单位非劳动关系,亦不能证明张丙福在送餐途中所受伤害为非工伤。
 
  昌平人社局同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如下法律依据:1、《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586号);2、《北京市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规定》(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242号);3.《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人社部发〔2016〕29号)。
 
  一审第三人张丙福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工资表;2.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证据1、2证明张丙福与亿家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在法定期限内,上诉人亿家公司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
 
  上述证据均经庭审质证,一审法院认证如下:昌平人社局提交的全部证据均是在办理被诉认定工伤决定的过程中搜集和形成,符合证据的形式要求,具有来源合法性、内容真实性及与本案审查内容的关联性,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张丙福提交的证据与本案审查的内容具有关联性,一审法院予以采纳。
 
  上述证据全部随案卷移送本院。本院查阅了一审卷宗,询问了各方当事人,经庭审审查核实,本院同意一审法院的认证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工伤认定管辖权之争议。昌平人社局作为北京市昌平区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工伤保险工作。《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该职工所在单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人社部发〔2016〕29号)第七条第三款规定:“职工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后,在参保地进行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并按照参保地的规定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未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应当在生产经营地进行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并按照生产经营地的规定依法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本案中,根据松山人社局作出的编号为2018001号《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及双方当庭陈述可知,亿家公司没有为张丙福投保工伤保险。亿家公司的登记注册地虽未在北京市昌平区,但根据其出具的《情况说明》可知,其在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社区开展业务,故北京市昌平区系张丙福受到事故伤害时亿家公司的生产经营地。故根据上述规定,昌平区人社局作为负责昌平区工伤保险工作的行政机关,对于张丙福的工伤认定申请具有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法定职权。亿家公司关于其生产经营地不在昌平区,昌平人社局没有工伤认定管辖权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劳动关系认定之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是否具有劳动关系确认权请示的答复》的规定,昌平人社局作为劳动行政部门,具有认定张丙福与亿家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职权。参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第十二条的规定,张丙福与亿家公司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张丙福与亿家公司签订的《聘用协议书》中约定了劳动报酬的发放,张丙福有责任遵守亿家公司的所有规章制度,必须按照亿家公司内部管理制度工作,如有违反工作制度会受到相应的处罚等。该份协议的有效期为一年,且张丙福提供的送餐服务系亿家公司工作的组成部分。对于张丙福提交加盖有亿家公司公章的工资单复印件,亿家公司并未提供能够反驳其真实性的证据,张丙福提供的加盖有亿家公司公章的《证明》亦对张丙福的工资予以明确。故在案证据之间能够相互佐证,证明张丙福劳动报酬系亿家公司支付。综上,昌平人社局对于张丙福与亿家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认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亿家公司关于昌平人社局在劳动关系存在争议的情况下没有认定劳动关系职权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中,张丙福在送餐过程中受到事故伤害,根据在案医疗诊断证明、交通事故认定书、案外人询问笔录等证据,足以认定张丙福所受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故昌平区人社局作出的被诉工伤认定决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诉讼理由,本院予以支持。另经审查,昌平区人社局在作出被诉工伤认定决定的过程中。履行了受理、立案、调查、送达等手续,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判决驳回亿家公司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应予维持。上诉人关于撤销一审判决等上诉主张,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赤峰亿家帮办同城服务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坤
 
审判员 王春光
 
审判员 李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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